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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法制化进程:二十年太久  

2006-12-27 08:44:2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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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化进程:二十年太久
 文:温秀
博弈、交锋,批评、忧思。
在推进中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中,媒体的头条总是充满了严厉的批评和无畏的揭露,总是在不断提交时代发展的问题单;但在回顾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时,历史和公允地说: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希望。
2006年,在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中算得上是不寻常的一年,一些过去十几、二十年未解的难题或是开始破题,或是迎刃而解:历经十二年争议的《物权法》距离通过只有一步之遥;同样身世复杂的《反垄断法》十二年后终于得以提请审议;影响涉及市场经济各个角落的新《破产法》取代了二十年前制定的早已落后于时代发展足迹的旧的企业破产法;迟到了二十年的《合作社法》的高票通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找到了一条可能的出路;而二十年磨一剑的《监督法》的颁布,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。
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坦言,2006年本来应该是“改革年”,却成了“改革争论年”,这自然是停滞的一面;但是,这也是经过争论后,改革开放大方针又被明确肯定的一年,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又有其前进的一面。不少参与起草和审议的专家也都表示,尽管这些法律都还算不上尽善尽美,但与法律缺失的代价相比,规则的制定应首当其冲。
 
“过雪山” 在博弈中前进
既要调整社会关系、又要重塑市场秩序,还得兼顾公平和效率,艰巨的使命注定了立法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团和气、一蹴而就的,争论和博弈常常如影随形,“有时候仅仅是两三条法律条文背后的故事,就可以写一部中篇小说”,一位熟悉人大立法工作的权威人士不无感慨。
2005年7月,全国人大公布《物权法(草案)》向全社会征集意见,42天内收到意见11543条,平均每天近300条。之后北大一位教授的"违宪说"引发了激烈的争议,物权法一度搁置。2006年8月,《物权法(草案)》五审过程中,光是代表委员的半天的分组讨论发言纪要就有六万字,用五号宋体单倍行距在WORD文档里也要足足37页之多。同年10月,再次修订后的草案六审,舆论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日益明朗,不少委员表示法案已经比较成熟。回首来时路,著名法学教授江平表示:“如果我们的《物权法》规定对国家财产特殊保护,将会带来的是适得其反,是灾难”。值得庆幸的是,再次审议后的《物权法》明确表示,“要坚持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平等保护原则”。在年底经过七审之后,专家预计曾经“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”的物权法,有望在明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请表决。
“在万里长征开始之前,人们很容易产生对雪山的敬畏和惧怕,但翻过去就好了”。
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、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专家李曙光在新破产法通过后的这句感言,何尝不是中国经济领域立法进程的一个真实写照?劳动债权和担保债权的优先性问题并非破产法本身的问题,但却是争议和关注度极高的问题,也是导致破产法在2004年无法顺利通过的主要原因。直到一个创造性的折衷方案的诞生,才使得这部影响深远的法律最终得以通过。
 
 
立法加速度
   尽管阻力重重,但2006年经济领域的立法,无论是深度、广度还是力度都取得了极大的突破。这种成功加速背后,究竟是形势所迫,推进法制化建设的决心增强,还是一些敏感性的争议得到创造性的解决,又或者兼而有之?
“早在十届人大成立之初,就提出要在本届人大期间基本完成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构建,在即将换届之前,如果不拿出更大的决心,没有求同存异的智慧,不能抓紧时间,那么既定的目标可能就无法完成。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就缺乏基本的规则和强有力的保障。”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坦言,2006年审议和通过的法律都是市场经济所必须的,而且将会对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。
   在发达国家被誉为“经济宪法”的《反垄断法》就是一例。事实上,数十年前,《反垄断法》就曾被列入议事日程。但当时的垄断主要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,真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垄断还没不明显,加之人们对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存在异议,就被暂时搁置了。但在国民经济经历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之后,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特别是大型外企的长驱直入和大肆兼并,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垄断开始凸现其影响。  
凯雷收购徐工被视为《反垄断法》提请审议的直接导火索,但类似的问题其实近年来时有发生。乐凯胶卷、南孚电池、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、大连电机厂等等国内品牌企业都被外资“收编”。外资并购不仅造成国内知名品牌的丧失,而且也制造了一些遏制竞争的现象。甚至出现了被转卖给原公司的外国竞争对手的现象。如南孚电池被摩根控股后便被卖给了其竞争对手吉列公司,后者生产金霸王电池。
“这都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安全的担忧,各界对立法必要性的认识也日趋一致。”一位参与立法的在专家表示。
而“姗姗来迟”的《合作社法》同样意义深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国家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,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但后来很多农民发现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。怎么办?这就产生了组织起来、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求,而合作社就在期间起了积极的作用。合作社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,使农民不必在单打独斗地参与市场竞争,从而大大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。从十五年前就致力于积极推动《合作社法》的朱少平告诉记者,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,在于《合作社法》,这部法律的通过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,也使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进一步的法律保障”。
据悉,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促进就业法》、《国资法》、《节能法》、《所得税法》等都是中央领导和立法机关比较关心的,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提上议事日程。
 
 
法律不能承受之重
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进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关注,但人们对法律的定位和诉求依然存在误解和盲区。专家表示,一方面,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来完善规则;另一方面,人们也不能指望法律可以一肩担尽万古愁。
人大新闻局局长阚珂就曾撰文表示,法律不是万能的,哪些社会关系需要用法律调整,有三个基本的衡量标准,即:是不是不立法就不足以规范该领域的问题?是不是立法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?立法后的综合效益能否超过立法、执法成本?
“如果我们指望通过立法来治愈贫困或是铲除特权,那我们就只能看到贫困的蔓延和特权的泛滥”,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如是说。
事实上,他的忧虑似乎不无道理。半个多世纪之后,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,越来越多的人都如国外知名的法律专家所言,“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”。但另外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。“各方面都非常重视法制建设,立法的积极性都很高,在开展或安排一些工作的时候,常常提出要进行或加强相关的立法”。一位接近人大常委会的人士坦言。
如何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,如何保证法律的公正与独立,都是立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挑战。“虽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的利益,但一定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”,朱少平表示通过立法程序、集体协商、民主审议,各种声音和意见都将得到充分讨论,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的权威和中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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